5、各式各样的家庭危机

我被划“右”去北大荒那会儿，是个人走家搬的光棍汉，没有任何家室拖累和牵挂，因此，在一些娶妻生子的人看来，这是光棍汉的最大“优越性”。类似我这样的光棍汉，当时在北大荒还有不少，跟那些思妻念儿的人比较，表面上我们算是一帮“幸运者”，只要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终日总是“乐呵呵”地活着。所以那时有人编顺口溜说：“光棍好，光棍强，光棍‘右派’无忧伤，吃得饱，睡得香，左啦右啦一个样。”其实，这完全是对我们的误解，想想无望的前途和莫测的命运，我们这些光棍儿的思想负担，远比有家室的人更沉重。因为我们毕竟更年轻些，总希望自己的青春和前途，不至于被葬送得过于悲惨。

被送到北大荒劳改的“右派”，从个人的婚姻状况来说，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类：一类是有家室感情又是比较好的；一类是有家室夫妻关系却面临破裂的；一类是或经过组织干预或自愿离婚的；最后一类就是我这样的光棍儿。因此，在感情经历上也就各有不同。如俗话所说，家家有本难念的“经”。而这“经”难念到何种程度，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，说给谁听都不会听懂。这是一杯高度数的苦味酒，只有捏鼻子咬牙强行吞饮。

在有家室的这三类人当中，最难承受感情折磨的，依我的观察和猜测，应该是夫妻关系好的，或者关系面临破裂的，喜也生悲忧也生悲，是聚是散都难解心头无限愁。

关系好的双方，总是互相挂念。一方唯恐家属受牵连，一方担心亲人受苦难，这种“我思君处君思我”的情景，细想起来还是蛮凄凉。有一位外事部门驻国外机构的人员，他跟我同住一个大通铺，两人的铺位还左右相邻，他一举一动我都一清二楚。自打来到北大荒那天起，我发现每天晚上临睡觉前，他总是不住地唉声叹气，有时候还用被子捂住脸，独自在那里呜呜地哭泣。弄得我这个旁观者，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他为啥这样悲伤，我怎么也猜不出，更不便直接询问。

有天我见他情绪比较好，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病，老是在睡觉前不舒服。他看了看我，大概是意识到，我发现他的情况了，长长地哀叹了一声，然后说：“老弟，你年轻不懂啊，我们好好的一家人，就这样被活活地拆成两地，你想能不惦记吗？”说着他从衣袋里拿出个皮钱包，抽出两张随身带的照片给我看。有一张是他和妻子在国外照的，有一张是他和子女在北京照的，从这两张抚摸多次的照片上看，这是非常幸福、温馨、美满的一家人。倘若没有这场灾难，日子过得岂不很美好？难怪他会夜里长吁短叹呢。

他和妻子两人是大学同窗。两个孩子一男一女，都在中学里读书，正是要求上进的时候，却碰上了他被划“右”，他总觉得对不住他们。每每想起这些事来，他就感到十分内疚，不知应该怎样处理好。我想，这大概正是他终日不安的原因。

正在面临关系破裂的家庭，因为各自的情况不一样，处理起来也就更为复杂，但是最终的结果十有八九，都只有一个字：离。在当时那种政治至上的年代，人们活着好像就是为了政治，政治也好像是个硕大无朋的冶炼炉，情感、道德、友谊、人品……都被当做破铜烂铁，统统扔进这个大炉子里，化成一个硬邦邦的铁疙瘩，这才能顺利地生存下去，甚至会生活得更好更快活。否则就很难容身，更不要说希冀美好，至于升官当先进，所谓政治不可靠者，那就更是没门儿啦。许多人间悲剧，只要稍微深究，原因大都出自政治。

跟我在一个连队里改造的人，有一位穿军装的“右派”，来北大荒农场之前，他在某军种报社做编辑工作，还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儿。他妻子在某杂志社当编辑。两个人的生活、工作，可以说都称心如意。只是由于他被划成“右派”，从此在妻子和儿女之间，感情上就有了距离。他妻子所在单位领导，三番五次劝其妻离婚，他妻子思想非常矛盾：不离吧，自己是共产党员，今后不好工作；离吧，多年的夫妻，实在不忍心。在这样的矛盾中，坚持了一年时间，彼此受尽了折磨，最终还是被拆散。接到一纸离婚书，他好几天不言语，独自吞食这苦果，几天下来人都瘦了。

那么，痛痛快快离了婚的人，果真就能轻松了吗？

有一位中央某部的干部，来北大荒之前就离了婚，算是没有家室的牵累了，可是，我发现他活得依然很沉重。只要有机会去农场的商店，他就要买些酒带回来，然后找个僻静的地方，像和尚打坐似的面壁自酌。我当时年轻好奇心强，总想接近他问问情况，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机会。

有天正好赶上连里休息日，又是个阴雨天，不能到附近的商店去逛，大家就在屋里闲聊天儿，消磨这段难耐的寂寞时光。这位老兄压根儿就不想掺和，他独自找了个炕角儿，面向墙壁，盘腿而坐，一个搪瓷茶缸放着酒，一个白瓷碗放着咸菜，喝口酒吃口菜地自斟自酌着。别人的闲聊胡侃再欢实，他都充耳不闻，牢牢地固守着一方天地。我见这次是个机会，就凑到他跟前，悄声对他说：“少喝点儿，喝多了伤身子。”他唉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心里闷得慌啊。我要是像你，小光棍儿，那就好了。我被划“右”以后，老婆离了婚，扔下一个读初中的孩子，让我70多岁的老妈带着，你说我能不惦记吗。”哦，这下我全明白了，原来他这些天的闷闷不悦、独行独处并非是不合群，而是心里有着沉重难解的负担。别说是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了，就是在平日里遇到这种麻烦事，作为人子人父也会有些牵肠挂肚的。真也难为他了。

还有一位难友和他爱人判了离婚，为去虎林县法院取一纸离婚书，他就徒步先后跑了两天，这就是说，不仅在精神上承受很大痛苦，而且在身体上还要忍受折磨。因“右派”问题离婚的人，可以说是雪上加霜，倘若还有孩子牵累，那就等于又加了一层冰，这样的日子对于他们，简直就是漫长的寒冬。意志再坚强的男子汉，想起来都会瑟瑟发抖。

这些有家室的“右派”，在家庭问题的麻烦上，还远不止这些表面现象。从北大荒回来以后，尤其是在所谓“改正”以后，关于“右派”家庭的种种遭遇，五花八门的传说我听到好多。在当年那场“反右”运动中，被正式划成“右派”的人数，据官方正式公布为55万，即使这个数字真的无误，这还不包括被划“中右”的人，以及受“右派”株连的亲属，如果把这两部分人也算上，相信其数字会大得令人咋舌。说到这里我想附上一笔，令我一直奇怪和纳闷的是，跟被划“右派”的55万人比，直到现在没有几个整人者站出来，勇敢地承认自己当年所犯过错，难道这些“右派”是从天而降的吗？这样大的政治运动和两者数字反差，如同一块厚厚的遮羞布把历史遮盖了，暂时让人看不见那场运动的是与非，从总结历史教训上考虑实在不应该。有人不是常说“以史为鉴”吗？到了这样具体事情上，怎么就不认真地兑现了呢？

对于“右派”问题，尽管羞羞答答地叫“改正”，但总还勉强有个说法，那么，对于这些受株连的人，又该怎样做出交代呢？他们付出的青春，他们经受的折磨，难道就不应该给个说法吗？我想总会有那么一天，公正无私的历史算盘，会把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。俗话说得好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们受了那么大的冤枉，连亲人朋友都受了牵连，难道还不应该弄个明白吗？当然，算清账并不意味非得要求偿还，而是为了避免有人再制造灾难，让无数的正派善良人无端遭殃。

6、光棍儿的苦乐谁人知

我是1960年被摘掉“右派”帽子的。摘掉帽子三年之后结的婚，打光棍儿的“优越性”，在反“右派”运动当中，以及在后来的流放中，表现得都非常的明显。倘若早“落草”几年，娶了妻生了子，赶上那个整人年月，恐怕就要遭受双倍的痛苦——自己政治受压制，担心亲人受迫害。从北京来北大荒的“右派”，像我这样二十几岁的光棍儿，在当时还是不算少的，我们也就自然结成了伙，成为“右派”中的“逍遥”一族，吃喝玩耍大家都愿意在一起，这样也就少去了许多孤寂。

北大荒的“右派”光棍儿，有的来自中央各部委，有的来自部队机关，由于年岁相仿、性情相近，大家也就很聊得来。像《空军报》的编辑也是诗人的梁南、交通部工程师李棣荣、高教部部长秘书王泽秾、文化部戏曲研究院干部胡允立、海军后勤部助理员杜恂凡等，当时都是一起常聊天儿的难友。我们聊天儿的内容，不是什么家长里短，不是什么男欢女爱，而是文学作品和音乐。其中聊得最多的话题，是关于几位俄罗斯作家，如列夫·托尔斯泰、果戈里、莱蒙托夫、普希金、车尔尼雪夫斯基，等等，尤其是像《罗亭》《贵族之家》《死魂灵》《钦差大臣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复活》这些作品，成了我们聊天儿的保留节目。激情上来还会背诵几首普希金或莱蒙托夫的诗。

大家当时为什么喜欢这类作品，直到现在我也说不太清楚。即使刚来北大荒的时候，曾经被人打小报告做过检查，我们也还是照样地谈论。只是说话的范围比以前要小，这帮小“右派”关系又比较铁，相信不会有人告密出卖哥们儿。

音乐方面谈得最多的，大都是优美动听的《小夜曲》，以及感人的苏联流行歌曲。中国歌曲有时也哼哼几首，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歌。像马思聪的小提琴曲《思乡曲》，在北京的时候我听过多次演奏。这首曲子还有优美的词，原来根本不知道，来北大荒以后听别人唱，我才第一次词曲同时享受。在这种时候这种环境中，唱近乎悲凉惆怅的《思乡曲》，撩得人的心绪如搔如挠，有着说不出来的感觉。这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，想起父母，想起亲人，想起无忧无虑的童年，不免也会感叹人生的无常。

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这支歌，在北京的音乐会上就听人唱过，我自己也能轻声哼哼几句。原来这首歌还有个有趣的轶事，则是我到了北大荒以后，跟高教部的王泽秾在一起聊天儿听他说的。有次我们俩一起去850总场，走在弥漫秋野气息的大路上，这位有着浑厚嗓音的四川人，忽然来了好情绪，唱了一曲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，听得我一时如醉如痴。他见我成了他的忠实听众，非常高兴，就说：“这支歌还有个故事呢，你知道吗？”

接着他告诉我：这支歌的歌词作者刘半农是位诗人，写出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的诗之后，许多女孩子都想像他是个风流才子。有次他去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演讲，女学生们满怀热情地等待刘半农到来，见面一看原来是个小老头儿，女孩子们惊愕之中大失所望。有人就写了一首打油诗，在当地的小报上发表，讥讽挖苦此事。接着王泽秾就给我背诵了这首打油诗：“叫我如何不想他/能否共饮一杯茶/相见俨然一老者/叫我如何再想他。”

这位王泽秾难友比我年长几岁，原来是高教部黄松龄副部长秘书，人非常厚道，且有文学修养，我常跟他一起聊天儿，自然也就长了不少见识。

从部队来北大荒的“右派”中，有几位是文工团的歌唱演员，像空军文工团的李显甲、律培兰等，他们都曾用美妙的歌声，给我们这些人带来过欢乐。40年后在一次文化界的聚会上，恰好空政文工团著名作家阎肃先生坐我旁边，我跟他说起李显甲、律培兰这二位难友，阎肃先生讲了许多他们当年在军中的往事。阎老认为这两位都是很有才华的人，只是被那场政治尘埃埋没了，他的言语中流露着对他们的惋惜。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的是，2006年元旦，在朋友寄来的新年贺卡中，有张来自浙江宁波的红色贺卡，上边还写有密密麻麻的文字，我急忙查看信的落款竟然是李显甲，他在信中说：他的在大洋彼岸的表侄女，看到我的一本书提到李显甲，她便写信把这情况告诉显甲，于是显甲从别的难友中打听我，这才知道了我的通讯处。几十年的风雨沧桑，仍然健康快乐生活，这也算是人生大幸吧。

在我们这些光棍“右派”中，不，在我见过的“右派”中，一直不肯“低头认罪”的人，是一位××部姓高的技术员。这位当时二十几岁的人，老家在湖北一个小镇，早年丧父，靠他母亲给人帮工挣钱，苦苦地把他拉扯大。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后，分配到××部设计院工作，还未来得及报答母亲的恩情，他就被划成“右派”送到北大荒。在几次会上他都公开表示，自己不是“右派”，自己的意见完全正确，什么时候也不会改变看法。在平日劳动中，他从不卖力气，总是磨磨蹭蹭，几年都是“白旗”。有人说他精神有病，有人说他装疯卖傻，反正没有人正经待见他，成为“右派”堆里的弱者。这位老兄在生活上，也是邋邋遢遢，一双黑色皮鞋，从来不上鞋油，鞋面露着白茬儿，歪斜地穿在脚上，休息日和劳动时都穿它。一套蓝色咔叽布中山装，从来就未见他洗过，还常常地衣扣扣错位。

有次在总场开会，碰到一位××部的人，跟他说起高××，我问他，高××是怎么被划“右”的？他为什么不承认？这位也是“右派”的人说，高××接触过一些苏联专家，认为有的专家技术并不好，咱们不能把他们全都当成“圣人”，应该充分尊重中国技术人员。那时中共最高领导人，正提倡政治“一边倒”，一切都要学“苏联老大哥”，高××发表这样的言论，就被视为反党反苏罪行，理所当然地要划成“右派”。可是技术并不是政治，政治更不能代替技术，身为工程技术人员的高××，当然也就不会轻易认错。

听了××部的人这番话，了解了高××的真实情况，我倒非常敬佩高××的为人。因为技术是科学，科学绝不能胡来，不管高××现在怎么样，就光凭这一点看法，说明他是个正直的工程技术人员。倘若知识界多几个这样的人，包括“反右”在内的所有政治运动，说不定最后结局不至于这样惨。不客气地说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在过去政治至上的那些年里，我们都或多或少有种盲从心理。当官儿的有盲从心理情有可原，他们是靠服从和听话吃饭的，业务人员是靠自己本事吃饭的，如果连个正确的想法都不敢坚持，想起来也真怪可怜的。在这点上远不如高××有骨气。当然，在被划成“右派”的55万人中，类似高××这样“顽固”的人，总还不至于就他一个，例如，我后来结识的《人民日报》老记者刘衡，远比高××更“顽固”更有思想，这位老大姐始终不承认自己的“罪行”，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至今未变，她对问题的敏感完全超越了她的年龄，同样是一位值得尊敬的“右派”难友。

年轻的“右派”中有男也有女，女“右派”大都跟病号一起，干些比较轻松的体力活儿，像搓麻绳、养猪、做饭、往工地送饭等等，没病没灾的年轻男“右派”，一般是摊不上这种美差的。你是个男士又年轻力壮，那就没的说，最重最苦的活儿都有你，在劳动上丝毫不“逍遥”。在850农场二分场排水连，我曾经当过突击队小队长，领着几位年轻难友，顶风冒雪加班刨冻土。按照规划好的沟渠走向，把冻土用锹镐刨开敲碎，然后再一方一方地淘出来，刨到一定深度宽度的沟形，来春引来河水蓄在沟里浇灌庄稼。这活儿在农场所有营生里又苦又累。

北大荒那会儿的冬天很冷，气温常在零下四十几度，在野地里劳动，稍停一会儿，就有可能被冻坏，所以人说“北大荒冻懒人”。

一位来自海军的陈姓难友，是个福建人，他哪见过这么冷的冬天。在野外劳动时解小便，他手冻得解不开裤子，解不开心里就着急，越着急裤子就越难解开，又不好意思找人帮忙，结果尿在裤子里了，几个手指也被冻坏。从此留下了终身残疾。

在排水过程中，由于劳累过度，下完炸药未等人走开，点炮手就点燃引子，结果出了事故。这在排水连并不少见。最厉害的一次，记得好像死伤了人，点炮的人是小谭，一位来自总参的难友。那天他太困太累了，精力不太集中，迷迷糊糊造成惨剧。小谭也是一位单身汉，最后好像被总场带走了，是不是被惩处不详。

我们在排水工地干活儿，一般都是自己带干粮，出发前领两个玉米面菜团子，快到吃饭的时候，就放到怀里焐着，慢慢地等它化开再吃，不然咬都咬不动。到吃饭时有人见饭团子还未化开，急着要吃就用毛巾包上，放在地上用锹镐砸碎，送进嘴里就像一颗颗冰粒，浑身冷飕飕地冻得吸气打哆嗦。可是不吃又饿得慌，再说还得干活儿，就只能好歹吃点儿。

有天赶上突击日在工地加班，连里想让大家吃顿热乎饭，就指派人按时往工地送饭。按钟点吃饭的时间早过了，大家饿得饥肠辘辘，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有人建议派两个人顺着来路去看看。送饭的都是老弱女病之人，怕天冷风大他们走不动，工地就指派两个年轻的难友，到半路上去接迎送饭的人。

不一会儿，接迎的人就把饭桶担回来了，尽管饭桶用棉被包着，但是饭也只是有点热乎气儿，好在大家早就饿急了，又都习惯了吃焐饭团，对于这些也就未在意。送饭的一男一女两个人走后，派去的那两个接迎的人，一边笑一边互相地打趣，问“西洋景”好看不好看。大家一听，他们话中有话，准是有什么乐子事儿，就问他们，饭怎么送晚了。他们起初笑而不答，后来才把送迟的原因，一五一十地说给大家听。

原来这送饭的一男一女，两个人走到半路歇肩时，在一个窝棚里又抱又吻，正在解决他们的情感饥渴，早把我们的饥饿丢在了脑后。路上去接迎的这俩人，朝窝棚的跟前走过去，正好看见此情此景，只是不忍心惊扰这二位的“情感美餐”，直到他们心满意足地收场，这才故意地咳嗽着走近。

这是我们到北大荒以后，听到的第一个“爱情故事”。这两个人都是单身，在划“右”之前都有恋人，出了事情也就都被对方甩了。这样才有了今天这出“野台戏”。这也算是年轻“右派”中最为快乐的事情了。

人嘛毕竟是人，谁无七情六欲，对人的情感压制，同样是一种犯罪。这样的劳改生活，如果再继续几年，此类的“浪漫”事情，说不定还会有所发生。情感的压抑和政治的苦闷，折磨着我们这些光棍儿“右派”，心情丝毫不比有家累的“右派”轻松。

我的好友、诗人梁南跟未婚妻都拍了结婚照片，他突然被划成“右派分子”，梁南所在单位的人趁他之危，把刊载批判梁南的报纸寄给他未婚妻，尽管他的未婚妻表示讨饭也要跟他，但是后来梁南发配到北大荒以后，感到前途无望不忍心牵累她，最后用无通讯处信件的方式，断然提出跟未婚妻了结情缘，梁南就成了跟我们一样的光棍汉。但是他的心里肯定不好受，后来曾写诗记录他的心态：“像在地狱错误地升起太阳/站在我厄运的身边你形象金黄/你以菩提树的芬芳为我沐浴伤迹/让我把悲痛后的欢乐交给生命贮藏//想起风雪袭来时你解寒的暖风/想起你以玉兰花的纯洁为我开放希望/来不及脱尽枷锁我就流血狂奔/呵，我将带着天鹅回到我的南方”，然而非常遗憾，梁南不仅没有带着天鹅回到南方，因为是军人“右派”被开除军籍，摘了“右派”帽子留在当地继续劳动，最后总算有了一个温暖的家，却带着美好的愿望终老黑龙江。